528年四月，因灵太后胡氏毒杀孝明帝，北境酋帅尔朱荣南下洛阳，本是伐叛匡主的义举，却因为之后发生的河阴之变，让此事成为历史闻名的闹剧与惨剧。而之后发生的南朝侯景之乱，亦不乏踵此前迹之嫌。
尔朱荣南下之际，河北葛荣所率领的六镇兵变尚未平定、且叛军声势正值雄大，因此尔朱荣也不可大军尽出，仍需留置相当兵马以防守其并肆老巢，随其奔赴洛阳者不足万众。
此时的北魏朝廷内忧外患，河北、关陇的叛乱牵扯了大量的兵力，洛阳的守备力量并不充足，但也不可以说是全无设防。
闻知尔朱荣举兵南来，北魏灵太后胡氏并其党徒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，郑季明、郑先护守河桥，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，可见当时洛阳仍然不失基本的防护力量。
但当尔朱荣兵临城下时，郑先护、费穆开门纳荣，李神轨不战而退，以至于洛阳北面门户大开，尔朱荣兵不血刃的便直抵洛阳。
而在洛阳禁军整体倒戈之前，尔朱荣已经先于河阳迎立北魏宗室、长乐王元子攸为帝，即就是北魏孝庄帝。
有关此事，还有一段趣闻：荣抗表之始，遣从子天光、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，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。天光乃见庄帝，具论荣心，帝许之。天光等还北，荣发晋阳。犹疑所立，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，成者当奉为主，惟庄帝独就。
尔朱荣生性迷信，逢事必卜，在河阴之变后也为自己铸像，数铸不成才放弃称帝想法。当然，内里自然还是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。
长乐王元子攸在诸北魏宗室当中脱颖而出，被尔朱荣选为新君人选，或有一部分迷信的缘故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元子攸并不是一个全无政治根基的闲散宗室。
史载元子攸：幼侍肃宗书于禁内。及长，风神秀慧，姿貌甚美。拜中书侍郎、城门校尉、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雅为肃宗所亲待，长直禁中。迁散骑常侍、御史中尉。孝昌二年八月，进封长乐王。转侍中、中军将军。三年十月，以兄彭城王劭事，转为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。
在孝明帝一朝，元子攸既担任过黄门侍郎、中书监等要职，又担任过中军将军、卫将军等禁军显职，文武都有相当基础。
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，显然可以补充尔朱荣在朝中根基薄弱的劣势，大大提高此番政变的成功率。
这也成为之后孝庄帝得以反杀尔朱荣的行事基础，究其原因就在于尔朱荣政治资本的不足，让他不能选择一个绝对的傀儡。
而元子攸也苦胡氏久矣，当尔朱荣派遣亲信前往洛阳接洽时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不久后元子攸便遁出洛阳，前往河阳被尔朱荣拥戴为帝。
有了这样一个甚允人望的新君人选，尔朱荣在洛阳便不可谓无所援应。
至于洛阳禁军的群体倒戈，原因也很丰富，除了元子攸和尔朱荣各自在禁军体系中的人脉影响之外，还在于从北魏后期便愈演愈烈的文武解体。
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，继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，此事众说纷纭、褒贬不一，或谓政体之倒退、亡国之开端，以文明为衰源，难免就有些偏激。
无论文明或野蛮，一个政体之成熟，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东汉末年本就文明分径之始，至魏晋而入歧途，南朝之所相继，糟粕实多。北魏政权之进程，显然并无分辨良莠之底蕴，其统治阶级自愚昧而骤入典章，失于迅猛，拙于自纠，步子太大、要害分离。
早在公元519年，北魏洛阳羽林军便曾爆发动乱。
《魏书》卷六四《张彝传》详尽记述了这一过程：“第二子仲瑀上封事，求铨别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预在清品。由是众口喧喧，谤讟盈路，立榜大巷，克期会集，屠害其家。……神龟二年二月，羽林虎贲几将千人，相率至尚书省诟骂，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，不获，以瓦石击打公门。上下畏惧，莫敢讨抑。遂便持火，虏掠道中薪蒿，以杖石为兵器，直造其第，曳彝堂下，捶辱极意，唱呼嗷嗷，焚其屋宇。始均、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。始均回救其父，拜伏群小，以请父命。羽林等就加殴击，生投之于烟火之中。及得尸骸，不复可识，唯以髻中小钗为验。仲瑀伤重走免。彝仅有余命，沙门寺与其比邻，舆致于寺。远近闻见，莫不惋骇。……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，不能穷诛群竖，即为大赦，以安众心。”
这一次事变因排抑武人而爆发于畿内要害，但北魏朝廷却不能穷诛群竖，足见政权裂痕之深、分崩在即。
尔朱荣以边境武人而入朝，洛阳禁军全面倒戈，亦足以说明在文武解体愈演愈烈的当下，内外武人们基于政治失意的共同处境，已经达成以武力破局、重新获取政治地位的共识。
这其中，时任洛阳禁军武卫将军的费穆，不只举戈投降，更直接劝说尔朱荣大杀洛阳群臣。
穆潜说荣曰：“公士马不出万人，今长驱向洛，前无横陈者，正以推奉主上，顺民心故耳。既无战胜之威，群情素不厌伏。今以京师之众，百官之盛，一知公之虚实，必有轻侮之心。若不大行诛罚，更树亲党，公还北之日，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。”荣心然之，于是遂有河阴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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